楊麗芳12年前剛從社工系畢業，打算往婦女領域發展，恰好看見婦援會在徵人。這一求職，讓她與原本只在課本上看過的「慰安婦阿嬤」開始了有血有肉的交集，直至今天。
「我覺得很不可思議，她們可以從這麼大的創傷中活下來。如果是我自己遇到這種事情，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堅強，可以像她們這個樣子。」
這是楊麗芳最初對阿嬤們的敬重之情，實際接觸到33位年紀已過80歲的阿嬤後，她更發現她們與她想像的有落差，並不只有「受害者」的悲情樣貌，亦常有開心的時刻，甚至如同夥伴一般熱烈歡迎她說，「又有一位年輕的小姐來了！」
但阿嬤們綻露笑顏，不代表已放下創傷。她們在坎坷的歲月裡不乏聽見「過去的都過去了」等「安慰」話語，但提供她們心理諮商的婦援會明白，過去的從未真正過去，隱藏或隔離痛苦的經歷並不能讓傷口消失，雖然辛苦，人終將與痛苦的往事直面對決。
「第一次是Nalidagusho副隊長帶我去山洞，我身體瘦小，抵抗不了，被日本人強暴，從那次以後，每天要接待2、3個日本兵，有時候4個日本兵⋯⋯當時我還很年輕，我的身體很受不了，很害怕日本警察、大官，沒有辦法回家，只有一直忍耐下去。有的女孩懷孕，有的流產。我在部隊工作了1年3個月。」 「掩蓋50多年的秘密怎麼不痛苦？咱十餘歲時就被人糟蹋，不敢告訴父母，心情很難過，沒有地方透氣，這是很丟臉的事情，不能講，有時候半夜想起過去爬起來哭。」 「我回到台灣後，常常晚上睡不著覺在客廳猛抽菸⋯⋯我傷心的是自己一個好好的肉體被人糟蹋，像路邊的野草一樣沒有價值，一切都完了。我心裡不甘願我做一個女孩子是清清白白的，回來以後嫁人有誰要？我自己有自卑感、害羞，也不敢將自己的事情告訴其他人。」
1999年《台灣慰安婦報告》
在戰爭的那些年裡，形同日日被強暴的「慰安」工作、沒有人身自由的無尊嚴感、身處異地的寂寞和憂愁，啃噬著少女的身心，她們來不及年輕便老了，有人更是來不及老就死去。倖存下來的姑娘們回到台灣，卻有很高比例無法生育，再加上傳統社會的性迷思，使她們明明是受害者，卻彷彿戴罪之身，遭親人輕視，受鄰里閒語，更難以尋求婚姻，要不然就是婚姻不順。可是在她們的年代裡，成就一個圓滿的家庭可能是對她們來說最重要的、僅剩可以追求的事情。因此，有阿嬤在諮商時對自己給出「一生像垃圾」的評價。
「一生像垃圾」，是多麼重的自我否定。當阿嬤們受到不該屬於她們的「羞愧感」折磨，陪伴者到底該怎麼回應呢？事實是，楊麗芳通常不急著回應，先傾聽。
「我們不會去否定她的感覺，會去聊那感覺怎麼產生的？是什麼讓她產生這樣的感覺？知道了之後，可能就會有不一樣的詮釋。」她解釋，羞愧感就是一個很主觀的感受，她很難完全改變阿嬤們原有的認知，但試著和她們談談羞愧感的來源，接著再告訴她們現在的人或婦援會怎麼看待她們，或許無法完全抹滅羞愧感，至少能平衡一些。
婦援會社工師督導楊麗芳。（攝影／林韶安）
讓阿嬤們訴說創傷經驗，也是一種很重要的練習，「我剛開始也會覺得，一直講這樣的事情到底對她們好還是不好？是不是二度傷害？或她們根本不想講，為什麼要逼她們講？但其實敘說本身就是一種療癒的過程，當她可以講出那個經驗的時候，內心也就是整理了那個經驗，是可以療癒的。」
楊麗芳回憶說，一開始有些活動會邀請阿嬤們去分享，但她們才講到當年幾歲就開始哭了，沒辦法講下去，過程支離破碎。可是漸漸地，即使內心依然難過，她們漸漸能夠完整陳述。而當一個人能夠承認、回顧生命歷程時，也就開啟了轉化的契機。
除了談話性諮商外，婦援會也於1997年成立「身心照顧工作坊」，讓阿嬤們集結為互助團體，運用戲劇、藝術、瑜伽、攝影等方式進行團體諮商，每年也舉辦數次兩天一夜的出遊。其中，諮商心理師李開敏曾帶領阿嬤們進行1：1比例的「身體自畫像」創作：
「用不同的水彩深淺標示身心不適或痛苦⋯⋯阿嬤很能表達她們受禁錮的身體，從作品中可以看見實際的傷口、痠痛、病痛，也有心裡的害怕委屈。分享後，我們牽手圍站，放了一段音樂，祝福受傷的身體。」
諮商心理師李開敏曾帶領阿嬤們進行1：1比例的「身體自畫像」創作。（攝影／林韶安）
另一位藝術治療師林惠愛則請阿嬤們執起畫筆：「為了整合阿嬤當下的情緒，要阿嬤將自己心中的一把火畫在圖畫紙上。當怒火被觸動與了解後，在場的阿嬤毫不猶豫拿起畫筆，畫完後大呼過癮，還將畫紙豎立起來，站在其後表達出抗議之姿。此時，她們的情感完全透過畫作傳達出來。」
雖然這些創作成果最終都讓阿嬤們很有成就感，曾參與過的工作人員都記得，引導她們畫畫並不容易，她們對於任何的「筆」都有些抗拒和焦慮，一方面是擔憂自己做不好，一方面是被牽動了年輕時無法受教育的遺憾。那除了拿筆呢？
2004年起，諮商心理師洪素珍使用了「戲劇治療」的方式，有時請阿嬤們以桌椅、布等道具製作「日本兵」和「自己」，接著展開對話，有時讓阿嬤假裝打電話給「最思念的人」，再由工作人員扮演這人，給予回應，或者請阿嬤自行轉換角色，揣摩最思念的人會對自己講些什麼？
從旁人的眼睛看來，不免懷疑這個自導自演的舞台能對當事人發揮多少療效。但見證過這個戲劇工作坊的楊麗芳說，她真的看見這個方式是有效果的，阿嬤們往往在過程中說出好多平常聊天也聊不出來的、內心深處的話。
「妳說她現在在天堂，那她一定會聽到我們在講話。所以妳剛剛說妳很感謝她，好像她現在就在旁邊。我們來說一些妳要感謝她的話，好不好？」 在一次戲劇治療時，諮商心理師洪素珍引導著小桃阿嬤。 小桃阿嬤站起身，面對披著紅布的椅子，緩緩地試著開口： 「阿嬤，我很感謝妳把我養大，」她開始哭，「我永遠都記在心裡，我不會把妳忘記。」她情緒潰堤，雙手揉著臉。
紀錄片《蘆葦之歌》
戲劇治療是怎麼運作的呢？諮商心理師洪素珍解釋，「這處理的是一個心理層面，當我們看到椅子是椅子，是物質；但我們看它不是椅子，就不只停留在物質層面。『象徵』是很重要的，我們要進入的是阿嬤心內的那一個日本人，然後又可以用象徵的方式去表達那個心中的日本人。」簡單來說，這類做法是為了幫助一個人將內在感受具象地表達出來，但這也不是任何人自行在家中進行就可以輕易達成的事情，諮商心理師的任務正是輔佐她們一步一步的暖身。
「我可能是讓她們腦力激盪，想跟日本人相處的經驗是什麼，那些經驗可能不見得想要記得或已經忘記，但慢慢腦力激盪、一個阿嬤講一個經驗，記憶再度被喚起，對於這些記憶的感受就可以用更具象的方式去展現出來。要不然人類很基本的心理機制就是，有個很不愉快的事情，年代久遠可能忘記了，但會記得一種很不舒服、害怕的感覺，或連感覺都說不清楚，就是一團東西在那裡。」
心理諮商師洪素珍（攝影／林韶安）
當這個「一團東西」無法被妥善梳理時，不舒服的感覺就難以化解。而戲劇治療的過程中，許多必定要發生的實作細節都順水推舟地改變當事人內心狀態，「製作身體的時候在想，他到底是什麼顏色，或應該用什麼來表達我對這個日本人的感受⋯⋯她會越來越清晰，他的頭應該就是黑色，但很有可能在選的過程中，又覺得紅色才是對他的感覺。所以在選擇的過程中，已經在做內在的自我覺察，因為過程更清晰地去看到或覺察，原來我對他真正的感覺是什麼？」
洪素珍也說明，一個人必須擁有「玩」的能力，意思並不是去遊樂場「玩」，而是一種彈性，那對於心理修復而言非常重要，「心裡面可以去開放可能性，這樣才有創造性，才有不同的詮釋。要有創造才有不同的詮釋，那要創造就要有新的元素進來，所以透過媒材的使用、不同的身體使用方式，都是允許新的可能性進來。」令她驚喜的是，阿嬤們在戲劇治療時都能很快「進入狀況」，「愛演」的她們有時甚至「玩」得很開心，展露出強大的幽默感和復原力。
至於與「最思念的人」對話這場戲，同樣也有見山不是山的魔力。雖是戲，在當下的情境裡卻發生得無比真實。舉例來說，小桃阿嬤當年回到故鄉後遭叔叔辱罵「賤女人」、趕出家門，而她最親近的阿嬤卻已過世，無法接收她的委屈；小桃阿嬤多次假裝對話的對象就是她那位已逝的阿嬤，她向她訴苦自己的哀傷和憤怒。
最後，洪素珍請小桃阿嬤變換角色，假裝自己就是天上的阿嬤來給予回應。「奇妙的不是轉換的過程中她說了什麼話，而是轉換的過程中越來越能夠覺察到她的遺憾是什麼，她想跟阿嬤說的是什麼？也因為她對阿嬤的了解，當她坐在阿嬤的角色上的時候，她可以去做回應。通常那個回應對主角而言，都有很大的震撼力跟影響力⋯⋯經歷這個過程，她發現阿嬤真的是會愛她的，原諒她的，阿嬤真的是會知道的。」
洪素珍強調，戲劇治療處理的是「心理的真實」，從小桃阿嬤向天上的阿嬤訴苦，到自行以阿嬤之姿給予自己擁抱，是在心中走了一趟真切的旅程，也激發了新的自我洞察。而那些曾經來不及好好去哀悼的，也在這個對話的過程中被完成。
已逝的秀妹阿嬤幾年前在戲劇治療時，曾對著象徵「日本軍官」的椅子說，「不管過去你跟我有什麼牽連，我現在讓你自由」，接著又對著「年輕的自己」說，「我也原諒妳，我知道妳辛苦，年輕時被騙，妳不是故意的。」
但在婦援會「身心照顧工作坊」結束5年後、慰安婦阿嬤也僅存3位的今天，如果要問，「阿嬤們最後都接受了全部的自己嗎？」洪素珍認為，這是很好的問題，卻仍然很難回答——「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什麼叫做全部的自己。但承認有這一段經歷，我想她們都做到了。」
作為「集體」的社會大眾來說，應該要記住這段歷史。（攝影／林韶安）
承認發生過的痛苦是艱難卻重要的事。今年1月22日，婦援會在台北市迪化街上的「和平與女性人權館」舉辦「阿嬤的故事袋」講座，有聽眾提問，每一個慰安婦阿嬤都想被傳講嗎？如果有人不想被記住，該怎麼辦？婦援會前董事長林方晧的回答是：確實可能有「個人」不想被記住，但對於作為「集體」的社會大眾來說，應該要記住這段歷史。
而這段歷史的細節在於，一群女性是如何花了50多年的時間和努力，在幽暗的谷底找到菩提。
（註：慰安婦阿嬤的藝術創作，目前有部分展覽在去年底開幕的「和平與女性人權館」，而她們接受戲劇治療的身影，留在紀錄片《蘆葦之歌》裡。）
